从哪里开始呢？九月初起，我就像上了发条一样，不住担心签证的process（事实证明，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），可是谁管我呢？返签就像石沉茅坑一样，冒个泡就永久沉默下去。本来拖个三五个月我也不会感冒，只是我千辛万苦买到的廉价机票只好作罢，这于我心中的节奏感和完美感非常非常不和谐，于是我决定该做些什么了。
    先是托朋友找到了比利时大使，这位慈祥的老人告诉我，如果我事先存了二十万而不是六万人民币的款，比利时内政部就已经通过我的签证了……开什么玩笑，如果我决定不去你那破烂国家，二十万人民币早就有人送我了……我于是一个电话挂到内政部，辗转了几个sir（英语太烂），说，你把材料弄过来吧。弄过去了。第二天，签证来了。时值周五下午4：50，本人恰与同学少年觥筹交错，旭东打车到五道口，飞奔不止，还被日本女人骂了，怀抱着我的签证冒雨走过一整条中关村大街，“上主是值得称赞的”，如是欢呼叫我在浓浓醉意中感到一丝惭愧。
    晚上买票，次日上车，翌日返京，告别，谁都不见，只想着怎么把70公斤的干货运到比利时（限制35公斤），最后看一眼他们两个，走了。妈妈呀，我是不是说过，我们要泪别？我为什么不难过啊……
    熟悉的比利时，风景太像太像我的家里，以至于从布鲁塞尔到鲁文的城铁上有些恍惚，丢了电脑和五百欧元（及时找回来），到了青年旅馆身心俱疲，强弩之末了还要鼓起火热的肺去找房子。一日未果，不刷牙，不洗澡，一头在旅馆就睡。躺错了床，来了一个两米多的运动员，挥着拳头把我赶回去。第二天痛下决心，退了旅馆（这样今晚一定没有地方住了）终于找到的不错的学生公寓，哪里知道一时得意，谈笑间就被人抢走了。华灯又上，在火车站丢了剩下所有的，背了二十斤比较珍贵的行李，有人告诉我，城东有一家修道院，可以去哪里住。
    我上车了。司机的英文不好。我坐错了。我在欧罗巴的野外下车了。没有车了，荒郊野岭就我一人。天冷了，我在风里抖了半个小时，我也记得我的衣服因为不够珍贵，都丢在火车站了。我本着不挂念地上财富的心，我把剩下的行李全部丢在路边，然后我去一家酒馆喝酒。两个大叔喝得烂醉，看到了我都很感兴趣，嘘寒问暖，不仅帮我买了单，还酒后驾车把我弄到了修道院。还没等我来得及找个廉价的中国结什么送他，他就把我的包全部丢在地上，然后摇摇晃晃把车开走了。
    我面对的是一座修道院，没有僧侣，只有一个烟鬼在修他的奔驰车。我问他，谁是神父，他说他是。这样，我又面对着一个神父。我说爸，给我个房子住好吗？他带我上了电梯。电梯没有里门，外面的门要手动打开。他又带我看了上网的地方和喝酒的地方。我说爸，我饿。爸说我没有东西给你吃，说完转身就走了。我不相信，就自己到地下室的漆黑的饭厅去。在最后晚餐上耶稣坐的地方，我摸到一个苹果——他骗我，我所以心安理得地吃了，然后从山上俯看了鲁文城的夜景，不刷牙，不洗澡，冷冷地睡了。
    第三天来了一个北京的女孩，楚楚可怜地要我带她找房子。我答应了，所以我向她要了一只牙刷，刷了一下。我们出发了，不久我就发现一家十分不错的房东，离学校的游泳馆和食堂都很近。女孩站在我身后，我背如芒刺，我怎么办，怎么办？我心中的两个小人仿佛在吵架，一个说，让她去死吧，可惜我是男人呀，打肿脸充胖子也要扛着把房子让给人家；另一个说，让她去死吧，不过上帝不是说了吗，你丢了一间房，就会给你一间更大的房，但是最后一定要赐给我，不要在这时候考验我什么信心啊。
    不论如何，房子是让了，我就要继续走，走啊走，冷处偏佳，别有古堡一家，再往前就是我的房东了。
    房东的体态像卡西莫多，自称是宗教学的老师，不过他家满是艺术类的书，不像是别无旁鹜的先生。他说这房子很好，你看还有只猫。我看看猫，猫也看看我，它不好意思地跑到一边去了（这里的猫不是趴在窗户上想出来，就是趴在窗户上想进去），我又看看教授慈善的脸，问他还有别的什么吗？他说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拿我的随便什么收藏品来装饰你的墙，随便什么都行。他居然拿出两张不上档次的划雪和冲浪的招贴画，问我更喜欢哪一张。我心里说真想要大厅里那张surrealism的……算了，冲浪就冲浪吧——他笑盈盈地掏出早准备好的三张荷语的合同，我完全看不懂，所以合同很快签好了。
    卸下了一身戎装，我这才心情好好地出来看看。秋天到了，路边的树有红色的，有黄色的，有红黄相间的，也有绿色的，当然大多数还是绿色的。我骑着房东借我的自行车到了最近的购物仓库去买了一个月的早餐，房东还送给我一整套音箱，噢，德国的AKAI，还有他收藏的几千张CD……暖暖地泡了一个热水澡，钻进了被窝，开始听柏辽兹。正是傍晚，脑袋旁的斜斜的天窗可以看见蓝蓝的天，蓝蓝的天上飘着丝丝白云，蓝蓝的天那个下面是一片森林，森林稀稀拉拉地站在一片草地上。金色的太阳光照在所有颜色的树上。打开斜斜的天窗，小鸟在叫，远处的孩子也在叫。窗外凉凉的风慢悠悠地吹着我的脑袋。我突然有些舍不得这个世界，不忍闭上眼睛。然后我就睡着了。